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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号·专栏】李昌菊: 新时期的文艺思想如何指导文艺工作?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8-23  来源:雅昌艺术网  浏览次数:6580

核心提示:摘要:​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中,李昌菊大致依循20世纪前期(1900—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949—1978年)和新时期以来到世纪末(1978—2000年)三大部分,探讨中国不同时段的油画本土化现象。本篇文章为第三篇《开放、多样的格局》(1978—2000)的第一章节《走向开放》的第一节内容,详细介绍了文革之后, 新时期的文艺思想对文艺工作的指导。

第一章   走向开放

第一节   新时期文艺思想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迅速获得恢复和发展,但政治上的“极左”路线依然阴霾不散。文艺工作者的“余悸”和“预悸”还没有完全消除,“极左”政治设置的创作禁区尚未彻底打破。这其中,既涉及对“文革”前17年文艺所谓的“黑线专政”能否翻案的评价问题,也关涉“文革”结束后党的文艺政策,尤其是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文艺是否能仅仅概括为阶级斗争工具的问题,一切意识形态是否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以及在题材多样化中有关反对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的问题等等。这些皆需要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指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酝酿并召开的。

1978年1月,由中央宣传部建议、经中央批准,恢复文联及各协会的筹备小组成立。5月27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第一次全国性的大会,其使命是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恢复工作。1978年8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筹备组正式成立。1979年3月8日至11日,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十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就中国美术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等问题作了决议,就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美术工作的经验,以及美术创作如何适应新时期任务的问题,召开中国美协会员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修改美协章程及有关选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美协正式恢复了工作。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茅盾致开幕词,邓小平致《祝辞》,周扬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阳翰笙作《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全体代表一致拥护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所作的祝辞,该祝辞被认为是指导新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解放思想的《祝辞》

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首先肯定了“文革”前17年和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艺路线与文艺成绩,其次则是阐述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方针和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政策。其主旨是让文艺界解放思想,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发展和繁荣新时期文艺。《祝辞》明确了文艺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崇高地位,认为,“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2]。

在此基础上,《祝辞》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其具体要求,是“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在这一根本任务下,提倡文艺繁荣与发展的多样风格、多样面貌和多样流派。

与《延座讲话》一样,《祝辞》也同样重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方向“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此,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祝辞》表述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3]。可见,这一立场并未有半点动摇。

在艺术表现生活的多样性方面,《祝辞》在《延座讲话》的基础上放宽了尺度。它从人的多样性的角度,提出不同艺术并存的观点。《祝辞》主张反映多样的生活,它认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因而,“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这是新中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文艺怎样表现上承认差别、提倡多样的一次明确表述。它首次明确规定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允许存在、都应当获得尊重的宽限政策。尤其是“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这一概念的提出,更是中共文艺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提法。由此可见,《祝辞》虽然继续坚持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略加调整,对文艺的要求与期待有明显变化。

关于艺术如何表现方面,《祝辞》更是令人鼓舞的指出:“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这些虽然还是毛泽东的用语,但强调除了倡导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共同发展,还要在文艺发展中有创新意识(推陈出新),以及辩证把握继承传统(古为今用)、借鉴外来(洋为中用)的关系。《祝辞》特别强调,“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4]。这是在“极左”时期,特别是“文革”十年被废除禁止的党的文艺政策,《祝辞》通篇在4处用不同的文字对“提倡多样化”的表述,足以显现《祝辞》在70年代末解放文艺界思想禁锢的迫切。为表达对于个人艺术创作的尊重,《祝辞》还引用了列宁的话: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为此,《祝辞》更加明确地强调,“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祝辞》还告诫人们,“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作为中共新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的纲领性文件,《祝辞》还明确回答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祝辞》并没有直接表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而是从“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一立足点出发,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的命题,由此得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结论。这种表述虽然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文艺思想并无大的区别,但文字表述上不仅力求“去政治化”,而且强调了在尊重人类艺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中共文艺所倡导的进步性与人民性。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祝辞》并没有像《讲话》那样明确指出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价值尺度,而是把“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作为一个重要问题予以提出。《祝辞》认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5]。这显示出新时期的中共领袖对古今中外艺术传统的敬重。《祝辞》倡导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简短的话语,体现了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的纲领性文件,《祝辞》还明确规定了党怎样领导

文艺的方式方法。这是中共在新时期能够贯彻落实《祝辞》阐发的解放思想、促进文艺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祝辞》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其中,“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是对“极左”时期通过行政干预、行政命令管理文艺方式方法的批判与纠正。《祝辞》还特别严厉地批评了那种文艺领导中的“衙门作风”和“行政命令”——“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

那么,党应该怎样领导文艺呢?《祝辞》明确规定,“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祝辞》还明确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祝辞》全篇共计4500余字,作为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祝辞》在简要的论述中抓住了新时期之初文艺界在解放思想上的主要矛盾。全篇围绕其提出了“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尊重艺术创作的个人创造性”,“倡导艺术的多样性发展”,“倡导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的平等对话”和“抛弃衙门作风、废除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等新时期的文艺指导方针。《祝辞》对新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和繁荣发展作用巨大,该文矫正和调整了“极左”时期党的文艺政策失误,是中共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领导文艺、发展和繁荣文艺制定相关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对艺术表现乃至油画艺术发生的重要而直接的影响。

[1] 会议期间,11月3日,“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礼堂开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各省市自治区、港澳台美术家代表共385人,列席代表和在京会员700余人。会议通过了新的协会章程,选举江丰为主席,王朝闻、叶浅予、华君武、刘开渠、关山月、李少言、李可染、吴作人、黄新波、蔡若虹为副主席。常务书记为华君武、刘迅、张仃。

[2]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艺研究》1979年第4期,第4页。

[3] 自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以来,党的文艺方向一直表述为“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方向。在1960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里,正式将这一方向写进《章程》,表述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在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里,将这一方向表述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4]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艺研究》1979年第4期,第5页。

[5] 文代会总报告经过多次的修改与讨论。1979年8月7日和15日,周扬两次同文艺界领导谈到报告起草问题的关键。他认为第一部分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三种关系,即“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生活关系”“文艺与传统的关系”;第二部分“光荣的使命”要讲清楚光荣在什么地方,还要突出思想解放问题,“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害处很大”;第三部分,“文联、作协体制要有大的改变才行”,重点是保护作为“创造性的个体劳动”的文艺创作。到了8月底或9月初,胡耀邦看完周扬和起草小组提交的报告初稿后,决定组织以文化界为主的一两百人,参与初稿的讨论修改。在广泛吸收了各界人士的修改意见以后,10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大会议程,并对周扬的报告提出修改意见,重点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胡乔木认为:‘周扬同志得到报告中有一个问题——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这个提法,我过去提过意见,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提出意见的。我认为这个提法现在还是以不再提为好’。邓小平的《祝词》同样几经修改,定稿也终于摆脱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调”。 见黄发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学复苏》,《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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